健康养生

人参在清代是皇家独享的御用品。为保证宫廷对人参的使用，清统治者从人参的开采、分配、使用到出售，统一由负责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管理，并颁布一系列保护人参的法律政策。
禁封东北二百年
由于采参业对清朝的经济极为重要，是清朝国库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实行路票制度，控制和阻止私自采参者。
但清朝对东北实施封禁以来，偷采人参者就从来没有间断过，甚至关内百姓甘冒杀头流放之险，越边盗采人参。清朝政府对此盗采者，必施以重刑。康熙十七年规定：外藩蒙古王、公主、郡主等所属人，私向禁地盗采人参者，为首拟斩监候，妻子、家产、牲畜并所获皆入官；为从鞭一百，家产、牲畜并所获入官，妻子免其籍没；王、公主、郡主以下，台吉以上遣属下人往者，各罚九九。后又加重刑罚规定，凡私向禁地盗采人参者，为首者立绞。为从者，旗下人枷号两月，鞭一百，民人枷号两月，责四十板。尽管如此，因采参获利巨大，仍有许多甘冒风险者。到了清朝中期，偷采人参者每年多达几万人。由于偷采者日众，严重影响了清宫人参的存量。至清雍正朝时，清宫茶库所存人参仅九百余斤。 为确保皇室用参需要，清朝政府严令东北地方官查禁偷采者。凡偷采人参等犯，应发往黑龙江等处者，除旗下另户人外，其民人及旗下奴仆，即将所犯罪由，于左右面上分刺满汉字样发遣，仍照例分别枷责；若从发遣处逃回者，亦照此例刺发。对于执法放纵官员，雍正二年（1724）亦规定，山海等关若有搜查不力，以致私带人参过关者，该管官照失察例，降三级调用。巡查人等照律杖八十；明知故纵者，该管官革职；巡查人等杖一百，枷号一个月；若是受贿卖放者，计赃以枉法从重论。可见清朝对采参业的重视。
严格垄断开采
据康熙朝《大清会典》载，清初，由工部下属虞衡清吏司负责采集人参。规定王以下，公以上，准许派遣壮丁在吉林乌喇地方采捕东珠、貂鼠、人参等物。效力勤劳的大臣，准许派遣壮丁采取人参。顺治五年，停止大臣采参。后改由上三旗及五旗王以下，奉恩将军以上负责采集山场人参，不同等级所派人数不等，共准派748名采参丁。各旗定有分界。采集之人按验户部执照，移文奉天将军给予出边信票，所获人参秤验，造册报部。雍正时由盛京内务府上三旗和宁古塔负责承担。乾隆以后由黑龙江将军、捕牲总管按数选取缴纳人参，由户部发给参票，派官员会同内务府分等，交广储司茶库收贮。
清宫医事
翻开卷跌浩瀚的清宫医案，观其宫中皇帝、后妃之药典，鲜有不用人参者，且其用量之大，更是前所未有。清宫用参大致分为上用、御药房入药、赏赐官员和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以及外藩使节等处。据载，四等以上的人参专供帝后们享用，或制作御用成药。在宫中最常用的补气和气血双补的医方中，人参是最主要的领头药物即“君药”，而“噙化人参”，则更是宫中日常“补气”的主要方法。据清宫医案记载，雍正十三年，太医共用人参230斤。乾隆朝人参用量更多。清代皇帝将大量人参作为珍品，赏赐宫廷内外官员及少数民族王公贵族、各国国王等人享有。据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议复档记载，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十月，协办大学士尚书鄂弥达患病，乾隆皇帝派遣御医前去治疗，并赏赐他人参。如此得到赏赐的大臣，档案中记载数不胜数。根据清宫医案记载，乾隆皇帝的贵妃、颖妃、庆妃和五阿哥等，都大量噙化人参。如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一个月内，颖妃共噙化人参三两一钱，每日噙化量也达一钱之多（当时使用十六进制）。